“中产阶级”在加拿大意味着什么？这个常出现在选举活动中的词汇，对年轻一代的含义已经发生了改变。
所谓“中产阶级”，是加拿大政治人物眼中的关键选民群体，每次选举期间都会被特别照顾，因为大部分加拿大选民都认为自己属于这个阶层。
如今加拿大人对“中产阶级”的理解已经发生变化，尤其是在拥有住房或每年外出度假等典型的“中产生活方式”标志，对年轻一代越来越难以企及的背景下。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中产阶级”定义为税后家庭收入处于中位数收入75%到200%之间的人群。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最新的数据，这个范围相当广泛——年收入在52,875加元到141,000加元之间。
对一些年轻的加拿大劳动者而言，甚至这一最低标准也难以达到。
35岁的护理专业三年级学生奥佩耶米·科欣德（Opeyemi Kehinde），每周工作20小时，兼职做个人护理助理（PSW），同时还在全日制读书。她与从事地质工作的丈夫共同抚养五个孩子。
她眼中的“中产阶级”，就是在没有工资的情况下，也能维持两周基本生活所需。然而，她的家庭目前却无法达到这一最低标准。“我们几乎连基本生活都负担不起，只能一天一天地过日子，并祈祷不要发生任何紧急情况，不要失业，也不要生病，因为我们根本负担不起。”
2022年，她的家庭从埃德蒙顿搬到了安省康沃尔市，希望那里更容易负担。但房租不断上涨，他们不得不从租整栋房屋降级为三居室公寓。
科欣德表示，去年她家的收入不足4万加元，每月房租1880加元，最近两个月的电费账单达到了800加元。
更让她感到沮丧的是，想要努力改善经济状况反而困难重重。加班意味着需要额外的育儿支出，而她附近在夜间或周末也没有合适的托儿服务。
与此同时，她还要面对因收入增加而失去社会福利资格的风险。“我们的感觉不应该是努力工作却受到惩罚，而应该是得到鼓励。”
研究人员：“中产阶级”概念模糊，难以明确定义
2023年“加拿大阶级研究”发现，42%的加拿大人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另有17%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还有17%的人认为属于“中上层”。
阿尔伯塔大学社会学教授米歇尔·马罗托（Michelle Maroto）是这项研究的主要研究人员之一，她表示“中产阶级”的概念非常模糊且难以定义。
她说，对老一代加拿大人而言，中产阶级的主要标志并没有太多改变，但年轻一代却不再有相同的期望值，尤其是在经历了新冠疫情之后，情况变得更加艰难。
马罗托表示，她希望看到政客们探讨更具进步性的税收体系，以促进社会公平，并更好地为公共教育、医疗和住房筹措资金，从而让感到失落的年轻人重新看到迈入中产阶级的希望。
她指出：“我们之所以不再拥有过去那种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很大原因在于社会财富和收入被最富有的1%群体迅速拉开了差距。”
她说，“中产阶级”对她的意义和对她父母那一代的意义已经不同。尽管她大学毕业时正赶上2008年金融危机，此后的成年生活也一直面临经济不稳定的挑战，但她成长时至少还有拥有房屋的梦想。
但她接触到的很多年轻人甚至连这种梦想都不敢去想。
她说：“他们现在的梦想只是希望能不再为支付房租而焦虑，能买得起食品，也许偶尔还能买些喜欢的东西。”
年轻加拿大人为房地产市场付出安全感代价
非营利组织Generation Squeeze创始人、UBC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保罗·克肖（Paul Kershaw）表示，加拿大的年龄与住房模式正在改变这个国家的阶级结构。
他举例称，现在一名年轻的律师，即使年收入达到六位数，在维多利亚市仍可能难以租到三居室的住房。但几十年前买房的人，即便收入不高，如今也可能拥有价值超过百万加元的住房资产，从而轻松地过上“中产生活”。
克肖表示，加拿大过去25年间做出了一种“政治上的交易”：牺牲年轻人的经济安全，以保护年长一代的住房财富。
他说：“政治家们总是倾向于说‘我们必须保护年长人群的财富积累’，但为这种保护付出代价的恰恰是年轻人。他们安静而不为人所知地支付更高昂的租金，推迟甚至彻底放弃买房梦想。”
他说：“年轻人降低了自己的生活标准，成为了保护老年人住房财富的‘盾牌’。”
克肖还指出，政客们经常强调通货膨胀给“所有人”带来困扰，但这种说法忽略了住房通胀实际使很多房主变得更富有。例如，他自己的房屋自20年前购买以来，已增值约150万加元。
他说：“当一个房子的增值，竟能比一个高收入者通过辛勤工作每天所赚的钱高出三倍时，这显然意味着经济存在严重问题。”
虽然他也承认，政客和经济学家确实不希望房价突然崩溃，但他希望政府能制定政策，正视年轻一代做出的巨大牺牲。
“如果政府打算推出60亿或140亿的减税计划，就应该用这些资金补偿在这个社会里遭受巨大打击的年轻一代。”（C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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