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呦呦）多伦多塞尔比酒店 (Selby Hotel) 曾位于谢尔本（ Sherbourne）街 592 号，是一座维多利亚风格的豪宅，拥有 140 多年的历史，与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 (Ernest Hemingway) 有着有趣的联系。
该豪宅最初是为颇具影响力的古德汉姆家族成员亨利·法尔威尔·古德汉姆建造的，由著名建筑师小大卫·罗伯茨 (David Roberts Jr.) 于 1882 年至 1883 年间设计。
小罗伯茨还设计了多伦多酿酒厂区的许多建筑，最著名的可能是位于惠灵顿街 49 号的标志性古德哈姆熨斗大厦。
这座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安妮女王复兴风格的红砖豪宅，是在多伦多的住宅热潮时期建造的。在建造期间，圣詹姆斯镇街区是该市几个最富裕家庭的居住地，谢尔本街上有许多宏伟的维多利亚式住宅。然而，如今只有少数原始豪宅完好无损。
该建筑于 1885 年卖给了古德汉姆的兄弟查尔斯，查尔斯一直住在那里直到 1904 年去世。1910 年，该建筑成为著名的布兰克森霍尔女子学校，教育显赫家庭的女儿，包括来自富裕的伊顿家族的玛格丽特伊顿。
学校只占用了这座豪宅两年，之后于 1912 年将其改建为塞尔比酒店。它最初是打算作为老年妇女的私人住所，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酒店扩大了其用途，开始照顾加拿大和盟军士兵。
纵观塞尔比酒店的发展历程，它曾接待过许多著名人物，包括 20 世纪 20 年代的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海明威在多伦多星报担任驻外记者期间曾在塞尔比酒店下榻，人们常说，他在入住期间创作了小说《永别了，武器》。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家酒店成为体育迷和城市夜生活的热门聚集地。
20 世纪 40 年代，一家名为 The Skyway Lounge 的酒吧开业，吸引了众多体育名人，如加拿大冰球传奇人物 Turk Broad 和 Maurice “Rocket” Richard，以及摔跤手 Bulldog Brower 和 Whipper Billy Watson。
20 世纪 50 年代，酒店内开设了 The Men’s Beverage Room，这是另一个受欢迎的地方，甚至还接待过加拿大演员威廉·夏特纳 (William Shatner)。
随后，在 20 世纪 80 年代，塞尔比酒店成为多伦多 LGBTQ2+ 社区的中心枢纽，地下室开设了 Boots 舞蹈俱乐部，后来又开设了 The Courtyard 酒吧。
1989年，该建筑因其历史意义而根据《安大略省遗产法》获得官方认可。
自建成以来，塞尔比酒店几十年来经历了多次翻修，以适应其不断变化的特征，同时保留其历史和设计。
1984 年，里克·斯坦豪斯 (Rick Stenhouse) 买下了这座豪宅，并启动了一项修复工程，将原有套房的天花板恢复到原有的 15 英尺高，同时修复了受损的装饰线条、门廊和壁炉架。20 世纪 90 年代，进行了更多的修复工作，包括增加房产周围的锻铁栅栏和修复石板屋顶。
这座豪宅一直作为塞尔比酒店 (The Selby Hotel) 营业至 1997 年，之后改为霍华德约翰逊酒店 (Howard Johnson Hotel)，再从 2000 年到 2014 年改为克拉里昂酒店 (Clarion Hotel)。
2014 年，Tricon Residential 和 ERA Architects收购了这处房产，目标是将其修复为一个大型开发项目的一部分。该建筑经历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翻修，包括将整个建筑搬迁。
搬迁工作分两个阶段进行，房屋向原址东北方向移动了 100 英尺。
2018 年 11 月，一座 50 层高的专用租赁大楼（名为 The Selby）在大楼后面开业，大楼西墙经过重建，与新大楼相连。该修复项目获得了 2019 年多伦多遗产奖提名。
还进行了大量工作来修复豪宅的内部并保留一些原始元素，包括主楼梯、百叶窗和门硬件。
六个原始壁炉被修复，其中三个现在是Oliver & Bonacini 的法国小酒馆Maison Selby的一部分。这座豪宅的地下室还设有鸡尾酒吧Sous Sol 。
从私人住宅到女子学校、酒店、舞蹈俱乐部，再到现在的餐厅和酒吧，这座豪宅在 140 多年的变迁中奇迹般地屹立不倒。尽管周围是城市，但塞尔比庄园仍保留着独特的历史魅力和鲜艳的红砖外墙，在周围所有的现代建筑中脱颖而出。
刚刚说了很多，都是关于塞尔比酒店的，现在该说海明威了。
欧内斯特·海明威曾两次在加拿大多伦多居住，一次是在 1920 年冬天，一次是在 1923-1924 年。他与《多伦多星报》的长期关系为他提供了友谊、机会和经济支持。他和妻子哈德利唯一的孩子约翰·哈德利·尼卡诺·海明威（绰号 Bumby；后来改名为 Jack）于 1923 年 10 月 10 日就出生在多伦多。
1919 年夏天和秋天，欧内斯特·海明威在北密歇根与朋友们一起读书、写作、钓鱼和露营。尽管他相信自己在逗留期间写了一些很棒的故事，但他没有成功出售它们。他还在当地发表演讲，讲述他的战争经历。密歇根哈里特·康纳布尔听了海明威的演讲，邀请他来多伦多担任她儿子小拉尔夫·康纳布尔的付费陪护。海明威于 1920 年 1 月中旬抵达多伦多。
哈里特的丈夫拉尔夫·康纳布尔 (Ralph Connable, Sr.) 是加拿大伍尔沃斯百货公司的老板，在他和其他家人去佛罗里达度假期间，每月付给海明威 50 美元，外加其他费用，让海明威照顾他的小儿子。每月 50 美元，外加大量时间用于文学创作，对海明威来说很合适。他住进了康纳布尔的豪宅，拉尔夫·康纳布尔 (Ralph, Sr.) 很快就把《多伦多星报》介绍给了他。
海明威经常光顾《星报》办公室，因此《星报》周刊主编 JR 克兰斯顿愿意为他发表的任何专题文章支付半分到一分一个字的报酬。
海明威的第一篇作品是关于租赁艺术品的，发表于 1920 年 2 月 14 日。他的第二篇作品是关于接受免费剃须的危险，他不仅获得了报酬，还获得了他的第一个署名权。
3 月，海明威在《星报》周刊上发表了三篇文章。4 月，他发表了更多文章，仅 4 月 10 日的那期就有三篇文章：一篇关于钓鳟鱼，一篇关于牙科，第三篇关于两位老兵谈论战争。在与《星报》合作期间，他经常在一期刊登多篇文章。
他的作品引起了《多伦多星报》日刊编辑约翰·博恩的注意。海明威在《多伦多星报》日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内容是拉尔夫·康纳布尔参与的战后采购委员会，于 4 月底发表，没有署名。同月，海明威写信给母亲，说他不再接受康纳布尔先生的钱，而是靠从报纸上赚到的钱生活。
海明威在多伦多过着愉快的生活。除了康纳布尔一家，他还在报社结识了许多好友，格雷格·克拉克、吉米·弗里斯、吉米·考恩。海明威在佩托斯基最好的朋友达奇·佩尔索普也住在多伦多。海明威说，他经常去歌剧院、打网球、打桥牌、骑马、跳舞，并在康纳布尔的豪宅招待朋友。他还去了美国的布法罗，拜访了曾在意大利与海明威共事的亚瑟·托马森。
但早在 1920 年 3 月，他就计划在春末返回密歇根与朋友一起钓鱼和露营。
5月，海明威离开了多伦多。
在 1920 年 6 月写给哈丽特·康纳布尔的感谢信中，海明威告诉她，他想念多伦多和康纳布尔一家，并称他们是他认识的最善良的人。
尽管他在 1920 年 5 月就离开了多伦多，但他的文章仍然出现在《星报》周刊上。夏季的文章反映了他当时的所作所为。这些文章是关于露营、驱蚊剂和钓鳟鱼的。
《星报》虽然付的钱不多，但仍然认可他的写作能力，或许还增强了他的自信心。尽管海明威后来搬到了密歇根、芝加哥和巴黎，但他仍然与《星报》保持着联系。
1923 年回到多伦多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已截然不同了。
他的个人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与第一任妻子哈德利·理查德森·海明威（1891-1979）结婚，并且成为了一名准爸爸。
从职业角度来说，他不再是一位小说被拒绝的有抱负的作家。他的才华得到了作家舍伍德·安德森（1876-1941）、埃兹拉·庞德（1885-1972）和格特鲁德·斯泰因（1874-1946）以及书店老板兼出版商西尔维娅·比奇（1887-1962）的认可。
在庞德的帮助下，他的作品在文学杂志上发表过。1923 年 8 月，他在巴黎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三个故事和十首诗》 ，并在多伦多完成了下一本书《在我们的时代》的封面设计。（《在我们的时代》——所有小写字母——有时被称为“我们时代的巴黎” ，以区别于 1925 年在纽约出版的《在我们的时代》 ——读者今天购买的。）
他在巴黎的生活开始有了起色，但哈德莉怀孕了，他们想让孩子在北美出生。他们不想住在海明威父母附近（他们向他们隐瞒了怀孕几个月），所以选择了多伦多，因为海明威在那里与《多伦多星报》有联系。他的关系让他很容易就找到了一份全职工作，于是他们搬了过来，计划让孩子在第一年过得稳定。
1923 年 8 月 26 日，哈德利怀孕 8 个月，他们离开巴黎前往加拿大。他们还没有告诉哈德利的父母他们即将迎来一个孩子。
海明威心情沉重地回到多伦多。尽管 1920 年的多伦多生活十分愉快，尽管《多伦多星报》对他的新闻和小说创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但海明威仍将这次回国视为文学生涯中一次严重而危险的行程。
尽管《星报》记者格雷格·克拉克 (1892-1977) 曾告诉他，回来后他将有能力“大展宏图，名垂青史”，但海明威一定知道，做全职记者会占用他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
他的巴黎导师之一格特鲁德·斯泰因曾警告他，“[新闻工作] 会耗尽 [写作] 所需的精力。”
重返星报
海明威作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和有时担任外国记者的生活与一名专职记者的日常工作有着很大的不同。
上任第一天，海明威采访了已解散的大北方铁路公司负责人唐纳德·曼恩爵士，他刚从俄罗斯旅行归来。当晚，他又被派去报道金斯敦监狱的越狱事件。第一个月，他报道了萨德伯里可能发生的股票欺诈案，采访了伯肯黑德勋爵，并报道了英国前首相劳合·乔治开始北美之行的情况。后来，他采访了威廉·李斯特爵士和诺贝尔奖获得者、胰岛素发现者费德里克·班廷博士。
这些故事都不是无关紧要的，但节奏太快了。
编辑哈里·欣德马什 (Harry Hindmarsh) (1857-1956) 对待他的方式让他很恼火。欣德马什似乎认为这位年轻的巴黎新贵需要一些谦逊，因此经常给他分配多个故事，尽管哈德利的预产期即将到来，他还是把他打发走了。海明威从不羞于吹嘘自己的成就，他觉得欣德马什对待他的方式缺乏他在欧洲时应得的尊重和体谅。
与老朋友一起工作并不能让他感到安慰，但与莫利·卡拉汉 (1903-1990) 的相遇对他有所帮助。莫利·卡拉汉是一名学生，也是一名才华横溢的初出茅庐的作家，后来成为了海明威的长期朋友。海明威也抽出一些时间去多伦多观看拳击比赛，或者在外出工作期间去观看。
对海明威一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多伦多不是巴黎，甚至不是纽约。在 《海明威在多伦多：后现代致敬》一书中，大卫·唐纳将 1923 年的多伦多描述为“大而繁荣”，但“比纽约更具边疆气息和清教徒气息的城市”。
海明威没有时间写作；他担心自己停滞不前。
家庭生活
当海明威在金斯敦报道监狱故事时，哈德莉·海明威在巴瑟斯特街 1599 号一栋相当高档的大楼里租了一套公寓，离康纳布尔家不远。这套公寓比他们在巴黎的公寓贵得多。
尽管早期的传记作者坚称海明威在多伦多的公寓很像他们在巴黎勒莫万枢机主教街 74 号的公寓——狭小、拥挤、陈旧，但哈德利回应的广告却说并非如此：
巴瑟斯特街的公寓宽敞明亮，设计通风良好，这些都对确保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第一年的健康非常有利。可以想象哈德利对现代化的厨房和洗衣设施感到多么欣慰，尤其是考虑到他们巴黎的公寓与此截然相反：狭小、黑暗、拥挤，设计通风不良，每层楼只有一个共用的地板厕所。
几天后，哈德利给欧内斯特的父母写信，告诉他们孩子即将出生的消息。
此后婚姻中出现了摩擦，毫无疑问，由于海明威夫妇在巴黎的生活方式（工人阶级社区中的一套狭小、廉价的公寓）与在多伦多的生活方式（高档社区中的一套宽敞、昂贵的公寓）之间的反差，以及他们各自和相互面临的压力，这种矛盾更加严重。
与此同时，海明威正在与巴黎的朋友兼出版商威廉“比尔”伯德（1888-1963）通信，他的三山出版社在我们那个时代正准备出版，他们正在共同构思封面布局。
尽管海明威向哈里·辛德马什表示抗议，而且他的第一个孩子即将出生，海明威还是被派往纽约报道前英国首相戴维·劳合·乔治 (1863-1945) 的来访。海明威对此感到恼火。
10 月 10 日：海明威在纽约时，哈德利开始分娩。海明威错过了第一个孩子约翰·哈德利·尼卡诺（邦比；杰克）·海明威的出生。
回来后，海明威对欣德马什勃然大怒，告诉他永远不会原谅他，而且，现在所有的工作都要带着“对他和他那群口无遮拦的同伙的蔑视和仇恨”来完成。
“因此，办公室职位极不稳固。”
– 欧内斯特·海明威在给艾兹拉·庞德的信中说。
他在写给邦比的教父教母格特鲁德·斯泰因和爱丽丝·B·托克拉斯 (1877-1967) 的信中说道：“我第一次明白了，为什么人们会仅仅因为生意上堆积如山的事情而自杀。”
孩子的安全出生和纽约之行成为海明威与多伦多关系的转折点。
在纽约期间，海明威获得了一本《小评论》——流亡者版，其中包含他的一首诗和几篇名为《在我们的时代》的短篇小说，这让他想起了自己的真正使命。
10 月 10 日刚过，又传来好消息。海明威春天在拉帕洛结识的爱德华·J·奥布莱恩 (1890-1941) 写信要求将海明威的《我的老爸》收录在《1923 年最佳短篇小说集》中。奥布莱恩想把这本书献给他，并询问海明威是否有足够的故事来写一本完整的书。（奥布莱恩在信中和献词中拼错了海明威的名字，称他为“Hemenway”。）
尽管海明威疲惫不堪、工作过度、忧心忡忡，但他并没有失去幽默感。他写信给西尔维娅·比奇，自嘲地称这本选集为“ 1923 年最佳和最差短篇小说”。
星报的更多问题
海明威曾将一些未完成的小说文件委托给辛德马什；辛德马什却把这些文件弄丢了，海明威又一次勃然大怒。
海明威不堪重负，吃不下饭，还患上了失眠症。与此同时，哈德莉也难以给孩子喂奶，这几乎是无法忍受的痛苦。
年轻的海明威家里生活拮据，无法继续写作。他脑海中的故事渐渐消逝。
海明威一家决定放弃多伦多，提早返回巴黎。
海明威与 JR 克兰斯顿（他于 1920 年开始为《星报周刊》工作）商定，由他撰写一系列文章，以换取足够的钱购买返回巴黎的机票。克兰斯顿同意后，海明威辞去了辛德马什手下的职员职位，开始为克兰斯顿工作。（他正式辞职的正式日期不详；他可能为了规避风险，在 10 月底之前同时为《星报》和《星报周刊》撰稿。）
他的信件和克兰斯顿的自传强烈暗示那是在 11 月。尽管如此，他仍保留了在需要时从事更多外国记者工作的选择。
1924年1 月 13 日，海明威一家离开多伦多，前往纽约，然后乘船返回法国。
受多伦多启发的作品
尽管《雨中的猫》以意大利的拉帕洛为背景，但故事的情感内容和情节与海明威一家在多伦多的时光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故事中，一位孤独的妻子在很大程度上被丈夫忽视，她收到了一只猫作为礼物，来自一位体贴的酒店经理（padrone，意大利语，意为“主人”，与padre ，意为“父亲”）的礼物。欧内斯特·海明威从多伦多每日星报的一次外地任务中回来时，这位准爸爸给他孤独的妻子哈德利带来了一只猫。海明威在 1924 年 3 月和 4 月写下了这个故事，当时海明威一家刚回到巴黎不久。
尽管海明威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在他的新闻写作中，他已经在排练《太阳照常升起》（1926 年）和《午后之死》（1932 年）的素材，他称这本书是“早就想写的”。
由于《星报》给予记者自由写作的空间，并且要求编辑保留作者的个人风格，海明威在多伦多的新闻工作使他能够完善自己的声音和焦点（对于特写，如果不是任务）关注他写作生涯中出现的问题：钓鱼、狩猎、食物、环境、西班牙斗牛、退伍军人、走私、欧洲文化等。
除了新闻事业之外，海明威还在多伦多撰写了《印第安营》的最早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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